文｜林培源
《登春台》和格非的前作《月落荒寺》《隐身衣》一道，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“拼图式”小说三部曲——所谓的“拼图式”不过是临时说法，这是因为《隐身衣》和《月落荒寺》互为“阴阳面”，后者系前者故事的“前传”，而《月落荒寺》主人公林宜生在《登春台》里只是一闪而过，后面两部在故事的依存关系上相对较弱，但三部作品之间精神的内在勾连，仍为当代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范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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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登春台》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2024年3月
有别于《隐身衣》《月落荒寺》，《登春台》写到的人物并无主角、配角之分，小说主体的四个章节类乎四段人物小传，以一种交叠、重合的方式融为一体。在人物关系上，周振暇系“神州联合科技公司”的前董事长，沈辛夷、陈克明、窦宝庆是这家主营公路运输的物联网公司员工。小说讲述的便是四人在“春台路67号”（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所在地）命运交汇的过程，此即“登春台”的实指。进一步联想，“登春台”语出《老子》“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台”（唐人陆贽亦作有《登春台赋》），以之为名，自有虚指和深意。
近年来，格非“重返传统”的倾向已经得到学界和读者公认。此处所谓的“传统”，不仅囊括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叙事，还包括以狄更斯、巴尔扎克等为代表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传统。格非曾评价道：“我们在阅读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的时候，作品中的‘我’虽然不能等同于狄更斯，但读者通过‘我’（叙事者）的语调和立场来揣摩辨认作者（狄更斯）的声音，可以十分方便地与作者建立起某种同盟关系，从而完成在阅读中十分重要的价值认同。”
狄更斯的第一人称小说和普鲁斯特的“匿名”叙述者一样，都能引领读者进入故事、与作者“建立起某种同谋关系”。比如，格非《望春风》的第一人称就有助于传递价值认同、沟通读者的情感。此外，这部小说里频频出现的叙事交流也和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异曲同工。当然，传统话本和“拟话本”小说也不乏“诸位看官”“欲知后事如何”等说书套话，它们旨在仿拟“说书”的叙事交流、营造“现场感”。《望春风》借鉴转化的正是上述两个传统——无独有偶，《登春台》里也存在明显的叙事交流。
在格非这里，重返传统并非机械地沿袭，而是经过现代主义洗礼之后有所选择和舍弃，从而造就一种复合的、再造式的现实主义。《登春台》拥有19世纪以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特征——以线性时间为主讲述故事、以刻画人物形象的敷设情节，这种写法在单独章节里表现得较为彻底。举例来说，“沈辛夷”一章就沿时间顺序依次讲述“90后”女生沈辛夷的出生、成长，和母亲贾连芳的紧张关系，初中春游时受人猥亵患上抑郁症，以及成年后到北京求学、与桑钦相恋，硕士毕业后进入神州联合工作等一系列故事，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位敏感、孤独的女性形象。从这点看，沈辛夷和《月落荒寺》的楚云在精神气质上相似，二者共享一种“楚云易散，覆水难收”的凄苦命运。
《登春台》四位人物都是从乡村世界的秩序中“脱嵌”出来的：沈辛夷命运的转折发生在读初二那年，春游时她不幸遭人猥亵，后来患上抑郁症，加上与母亲关系的恶化，她无时不想逃离家乡。抑郁症发作的那些无助时刻，沈辛夷意识到“在无情的时间及其那原本咬合得十分紧密的齿轮的转动中，唯有她一个人不幸被抛了出来”。“时间”在此别有深意，它指向寻常生活的秩序，“被抛出来”意味沈辛夷从由家庭、血缘关系和村庄等组成的乡土秩序里“脱嵌”了；陈克明和村庄的关系则随中国加入WTO、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和奥运会的举办、北京的城市化进程而动摇——不管是在后厂村一带向租房的务工者收取保护费，还是接管发小刘昆吾的服装厂，抑或是从事建筑和装修行业、跑出租车，自称“乡巴佬”的陈克明始终和北京这座城市唇齿相依；窦宝庆因为手刃侵犯姐姐的羊贩子、掩埋了尸体，才借着外出打工的名义逃至北京；周振遐对故乡的记忆最为短暂：“关于故乡长达七年的记忆，最终被压缩在了这样一个场景中：他拎着两条‘翘嘴白’去竹林寺看望师傅的途中，遇到了猝然而降的一场春雨。他在一座废弃的砖窑中避雨，随后做了一个梦。”
相较于《月落荒寺》，存在与虚无、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以及“人应该如何生活”等哲学问题的探讨在《登春台》得到了更加生动的“赋形”，与人物命运产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。比如沈辛夷在少女时期就时常觉得“自己不是生活在现实中，而是活在那些由言论、训诫、箴劝、格言、琐谈、意见、聒噪等声音的碎片所围困的黑暗之海上”。春游时被猥亵后，沈辛夷骤然发现世界变得陌生而不可理解。命运的不可知、灾难的突然降临，令她从训诫、箴劝等话语组成的世界一头栽进了“真正的生活”。她的抑郁症，成年后和桑钦无疾而终的恋情，乃至长期以来与母亲别扭的亲子关系，都是“真正的生活”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只有体验了“真正的生活”，沈辛夷才能完成其成长。
不管是写景造物，还是叙事抒情都别有韵致，《登春台》都为小说发挥其“道德想象力”提供了巧妙而恰切的媒介——不管是《北方法制报》的记者小罗据窦宝庆经历所写的文章，还是窦宝庆假托他人口吻对郑元春讲述其行凶过程的情节，都暗合努斯鲍姆说的，“文学扩展了我们的经验”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借助想象和虚构，才能更好地让读者与作者建立起情感的共鸣与精神联结，讲述对“人应该如何生活”的看法。
本雅明有言，故事总是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某些实用的东西，“无论哪种情形，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”。“实用的东西”当然也包括道德教训，《登春台》对人性善恶的书写，尤以窦宝庆为显著例子：因对郑元春透露了杀人的经过，窦宝庆最终被逮捕。在被押往响水洞监狱的途中，他终于领悟到，母亲的发疯多半和他的行径有关，父亲将其打发到北京去，是希望儿子能“从此远走高飞，从一个世界，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，生活就此翻开新的一页”。以此为例是想说明，经验的讲述、转述甚至伪造和捏造，反过来又彰显了人性的幽暗复杂。文学（形式）和哲学（内容）在此交相辉映，成为一曲不折不扣的“双重奏”，这也是《登春台》作为一部书写当代中国人精神史、生活史的小说的意义所在。
（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“云山青年学者”）两融和杠杆